奇点小说

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 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第6页）

庚子勤王运动，其背景是义和团运动与东南自保，即中国北方处于战争状态，而东南各省却“另立中央”，就时势而言，无论勤王还是起义，最为有利。后来的辛亥年间，也未有如此大势相助；而且康有为无论募集华侨资金之丰富，还是鼓动海内外社会舆论之沸腾，以及动员会党人马之众多，都为之前之后各次起义所不及，但为什么仍然失败？这才是值得思索之处。单以康不知兵以论，自是原因之一。但社会转型，只是简单认定英雄所造时势，未免单薄。所以，以历史动力形成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途，无论结果以“革命”为标志，还是以“变革”为标志，都有赖各种力量的形成与相互作用，所谓“时势”造就。这断非单一因素可以促成，更非政治明星一呼而立。公允而言，此际中国，新旧过渡之际，面对变局，各方力量，尚未准备就绪。

那么，经此一役，康有为领导中国无论变革还是革命，已失去可能。仍取历史动力观察，他们的作用将一如“公车上书”之路径，为宣传与鼓动，进行社会动员，并尝试再次被政府吸纳，重入体制。康有为们没有再造制度的能力，这或者是传统读书人之命运悲剧？

戊戌年间，康有为即将上位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劝学篇》，历史学家徐廷以简约地概括为：（张之洞）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体西用”，实为张之洞思想之核心，即复兴儒家为国家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徐廷以评论：“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历史自有其逻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未必正确与成立，但《劝学篇》里提供的一种理解日本现代成功之路径，及其中国可仿效之道，却铸造历史另一动力来源。在《劝学篇》中《游学·第二》一章论称：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在这一章节里，张之洞还非常实际地提出了一些理由，解释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而这些朴素之论，反而得到异乎寻常的认同与响应——“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康有为其在上书里，也有变法三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甲午战争仅过去4年，日本为仿效与学习之国，已渐为潮流。只是康有为所论，过于宏大，反不及张之洞具体而微更具说服力。

为什么“敌国”日本，此际反成中国追随之国？从日本的角度观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DouglasR。Reynolds）检索日本国内档案，认为：1898年1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基于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提出战胜中国后，日本战略思想需要弹性，主动与中国友善。史称“川上主动”。

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看，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上，日俄冲突上升为主体，与中国友善则为一种回应俄国挑战的策略。为着日本的本国利益，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由此变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属进行一连串的关键性会晤，分别拜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择长江流域的权臣作为日本的政府公关的重点对象，其意在“为长江沿岸各省训练现代化军队，作为抗衡北方俄国的砝码”。

而当时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1898年间，不仅在口头，而且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由于事前未获授权，他马上受到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认为承诺过多。不过，西德二郎虽然申斥，但仍确认日本（谷野文雄）既已作为承诺，便有责任如数支付。

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两年前，中国总理衙门派出13名年龄由18～32岁的学生到日本学习，其中4人不适——不适应日本食物，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猪尾巴”一类的辱骂……而返国，留下来9人。这是一个开始。两年后，各省继续派出留学生去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之潮，开始启动。地方比中央更为积极。

1900年很关键，这是康有为勤王的年份，也是孙中山革命有所转折的年代。对清廷而言，作为对戊戌变法的一种曲折回应，他们鼓励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情不可收拾。晚清此际，正是大起大落，作为挽回颜面的一种选择，这年底，慈禧也决定变法，后世称之为“新政”。而这一变法上谕的主旨，完全依托张之洞《劝学篇》为蓝本。如果说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与光绪的合作，康为推动人，那么，此次则为张之洞与慈禧的合作，张系推动人。张之洞的政策要点，简而言之：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

在张之洞暮年，各种机缘巧合相聚，这位依据传统的学优而仕路径的读书人，终于轻轻开启了现代化中国的一种关键要素，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由此而兴。这才是更为持续而恒久的历史力量来源。只是，它虽然关键却过于“基础”，远远不如康有为在权力中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样为人注目，因而长期不彰。这应当算为历史潜流的一种。

一辆载着孙中山遗体的灵柩车由120名专业护柩人从台湾运至北京

查看世界地图

进入民国后，政府提倡新的生活习惯，教育民众讲究卫生，并积极治理主要干道的环境

保卫孙中山的士兵

近代知识分子

无论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还是按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统计，留日的中国学生曲线都呈一种陡峭形状：1896年入学日本13人；1899年过百达202人，1903年超过千人，而1906年则超过万人。10年之间，增长百倍。早期的留学日本学生中，有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与关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日本外务省说服近卫公爵，同意张厚琨进入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作为这个十六七岁少年的监护人。同时，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吴汝纶的儿子，鼓吹改革的黄遵宪的儿子、孙子以及表弟、侄儿都进入日本学习。

粗略估计，1898～1911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跨越东海去到日本求学，寻求现代教育。这一数据比之“二战”之后世界性的留学潮，当然不足自耀，但回到世纪初，其意义确需重新评估。更为认真的研究者马里乌斯·詹森提出了他的判断：“（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

留学日本，以图中国富强，这当然是力促此事者的初衷。那么，回到具体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所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史扶邻的观察是：“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最早能够接续这一即将形成新型社会力量的，仍是梁启超。“武装斗争”以及“勤王”不是康梁之长，但鼓**舆论，其时却难有超越梁启超者。同样以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梁氏办报，他自己说得清楚明白：“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新民丛报》所刊《敬告我同业诸君》）简单来看，“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是为梁氏办报的关键理念。当时的读者评价梁启超，多用“笔端恒带情感”——这与极端之论配合，梁启超当然迅速成为“言论界骄子”。如果我们取梁氏文章的受众角度观察呢？显然，正是兴起并且快速扩张的留日学生是其重要的读者来源；而到晚清中国，1901年（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应考的秀才失去了揣摩的工具，康梁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为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榜样了，虽然清廷禁止，但国内却依然畅销。有此两端作底，梁启超自是声名大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兴起，其思想根基的培植，梁启超功莫大焉，这是实情。

将思想史的演变，简单成思想的响应与潮流来观察，或许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变”成为潮流，而此际，梁启超另创新面，提出“国民”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由国民概念之起，导向的是“民权”概念的兴起与深入人心。那么，再往前推导：国家与统治者（清政府）并不天然是一体。忠于国家，未必必须忠于朝廷，甚至相反。

“救亡”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由此可观，“民权”已深植近代知识分子根基。

义和团运动后遗症正在爆发。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趁义和团运动之际侵入东北，之后在谈判处理时，却又别有居心提出单独解决。俄人先是挟制毫无权力的盛京将军私订一暂时协定，将奉天置于俄军控制之下；遭到反对后，俄方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剥夺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且涉及华北、蒙古、新疆。消息传来，列强大为震动，警告清廷权臣不可接受，而清廷李鸿章倾向接受，张之洞等则断然拒绝……朝廷摇摆不定，将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处理。杨儒回电称，朝廷若无明确指示，他决不会签订。这种种纠缠，是义和团善后谈判最为棘手的事情。而清廷谈判代表李鸿章，被俄方代表威逼：如不签约，重贿将不支付（中俄密约谈判时许诺而未付之贿款）。直至李鸿章辞世当天，俄方仍来逼迫。

之后，因为国际形势不利俄国，俄方终于允许恢复中国在东北的权利，并决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三期撤离。但是，条约仍似一纸虚文，第一期撤兵，俄军仅将奉天辽河以西部队退集南满铁路附近；而第二期撤兵，根本不理，又于1903年4月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后世读史者阅读近代史，每每绕不开的就是俄国谋我国土，既急且狠。令人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东京报纸迅速报道了俄国的非分要求，其中俄国公使对记者的谈话直接而明确：“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里引发强烈震撼，纷纷集会，要求拒俄。这当然是出自本能的情感。拒俄学生组织了一个有130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学生们还派出两位代表回国，准备游说袁世凯出兵抗俄。结果学生们大失所望。当年上海章炳麟等主持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这份报纸还载有清廷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是中国近代史里外交导内政的典型案例。清廷面对事实上基于朴素国家情感“反帝”的留学生，以“革命本义”度之，并采用“严防死守”之策，结果对学生刺激之巨，倒真使原本没有“革命本心”的留学生们逆转，由“反帝”而“反满”。

当年7月出版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在一篇名为《革命其可免乎》里，揭示了这种逆转：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在接近10年之后，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行动来完成的“民族主义”，开始在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悄然形成。边缘集团的反抗，时势相助，遭遇更具社会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合流，遂成关键。

激**与演变

民权与民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变，仅仅只是留学海外若干学生的觉悟？当然不是。拒俄事件刚刚爆发，18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回到上海，出版了他所撰的《革命军》。这本小书，将民权民族等种种观念与思考，直接演化为两个字：革命。开头即论：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金冲及评论此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很迅速，此书被广泛翻印。香港、新加坡、横滨都出了《革命军》，孙中山还将它拿到美国重印出版；而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有统计说：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