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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 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第7页）

革命，由此渐成潮流。再回到思想史演化的脉络，10年之间，“变”之思潮，经民权与民族主义观念启蒙，此际，终于进展到“革命”一途。

曾经的“启蒙者”，“尊皇”而决不将国家与清廷分离的康有为梁启超，此刻遭遇挑战。章炳麟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以论战方式阐述了革命的意义。康有为称人民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认为革命会引发社会紊乱；章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而章炳麟对此，颇为挑衅，直斥“载湉小丑”——这实在过于戏剧性。传统中国的戒律之一，即皇帝名讳不可讲，可章氏竟直称小丑，无论顽固派、中间派还是革命派，无不震撼，传播因此广泛。也由于如此大不敬，章炳麟与邹容入狱。而这一事件更加大了章邹两人言论的传播广度。欧洲报纸不仅报道此事，还将《革命军》节录刊载。

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革命”风潮下，这些革命团体创立后，其所循路径，竟一如当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的起义——直接行动。史扶邻描述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

离拒俄事件仅仅过去一年，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后，即着手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寿辰当天起义。黄兴是秀才家庭出生，据说他幼年除读古书之外，还学了乌家拳，有一手好功夫。后来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重视；他还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被当局发现；1901年被官府派去日本“考察学务”。他是因拒俄运动而被推派回湖南做“运动员”，这时他成立反满的华兴会。可惜，由于起义前，两个会党成员被捕，事情败露，黄兴逃亡日本。稍后，华兴会的会党成员马福益计划在湘西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和刘揆一又返回大陆。结果，起义军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发枪战，马福益被捕；黄兴再次逃亡日本。按薛君度所著《黄兴》里记录，为着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借了5万元以应付开支，起义未成，而这一债务却使他们破产了。

显然，充满**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比如黄兴，迅速发现激烈的革命行动，意欲达成结果，并不容易。如果与早期广州起义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孙中山起义，有华侨的钱（虽然不多）与会党的力两者集合，即便如此，成功却总是无望。而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连这两者资源都不充分。革命，空有热情，无可成事。

回望那个历史当口，后世读史者可以想象的是，分散而资源严重匮乏的各个革命团体，集合资源，由分散而集中，或是未来必须做的选择，也是各个革命者的向往所在。

孙中山的日本追随者宫崎滔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颇为“烦闷而懊丧”，于是安静地回到日本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录自己的浪人生涯。这是一本奇特而传奇的书，它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对早期孙中山革命生涯有较为具体的描述，这一切并不为中国人所知，而且，他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判定：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这个判断出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之口，那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很难不表示出钦佩。一年后，章炳麟在上海出版了《孙逸仙》的节译本，迅速销畅；稍后，又有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正是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民族主义勃发之际。那个过去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英雄，终于浮出水面。

一年后，亦即黄兴计划起义时间的慈禧寿辰。清廷为了庆祝寿辰而大赦了造反者，但有3个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孙中山。清廷此举，不啻为孙中山提供了“著名革命者”的一种证明。孙中山终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让他的中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知道了他的名字。清廷另外排除在外的两个人，分别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5年，游历各国而重新回到日本的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分散的革命力量终于集结。这样，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政党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尤其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颇有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

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清廷于是采“立宪”制度，康有为与梁启超多年的呼吁鼓**，终于结出正果。很遗憾，只是他们仍为通缉犯，被排除在外，未被体制吸纳。

未来中国，两条道路，革命与立宪继续竞争。

另一种历史潜流

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里，史扶邻记录：“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便在横滨印刷了200万票面1000港元的债券。他还在英国和法国印刷可望欧洲人认购的其他债券，但没有见到有人认购的记载。”很显然，资金一直是革命最为急需也最为缺乏的资源。

1903年9月底，正当孙中山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声誉渐起之际，他向朋友借了200元的盘缠，离开横滨去往夏威夷。他的这次第二次环球之旅，一则为了收复被保皇会康梁夺走的夏威夷“阵地”，再就是寻找革命的资金。在夏威夷，面对被保皇会争取过去的信众，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君方立宪”，孙中山言辞直接、铿锵。“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孙中山的问题很有力：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收复失地，不成问题。资金方面，虽然他也迅速还了在日本的朋友借给他的200元盘缠，但进展有限。

边缘集团与新兴知识分子集团，打开了融合的通道。1904年12月，孙中山赴伦敦。

很显然，孙中山征服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前，他们更信任读书人出身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康梁将孙描述为目不识丁。结果，留学生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而且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但是，学生们与孙中山的聚谈进入深度沟通时，虽然对他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却未必同意他的策略。

这是一场超长时间的争执，史扶邻记录：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凡为留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领导人。

新军，更为隐秘的一种力量，此刻才被同持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共同意识到其价值。但是，似乎他们仍只被当做如会党一样，可以借用的革命力量而已。

所谓历史动力，换言为历史条件，亦无不妥。但是，长期以来，以纯粹的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这一狭窄路口进入，由结果寻前因，甚至有“武昌首义”不过事发偶然之结论，因为它很难导入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名目之下。如果忽略新军这一历史动力，那么我们将无可理解袁世凯之篡权以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混乱时期，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动力与遗产；而同时，也正因为有后来的军阀混战，这一历史动力更难认定。新军价值由此沉为历史之潜流而未为人知，历史也由此失真。

甲午战争前30年，重海防而轻陆防，结果北洋海军一败涂地，于是有了赶练新军之议。189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胡燏棻练“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创“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及武备学堂于湖北。稍后，袁世凯上书论兵，于是获得督练定武军之职，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袁的这支军队人数增至1万人。而日俄战争，再次促使新军扩张。面对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清廷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将袁世凯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廷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辛亥前夕，全国一共有14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

“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已为政治学的基本共识，经常我们会以此来分析诸如中东国家剧变的军人集团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以此来分析当年中国的革命？很显然，受过专门训练的新建陆军，将与正在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一样，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衰弱。他们会像知识分子集团一样做出反应吗？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那个年代，当兵未必值得夸耀，为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清廷规定：新兵经过去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则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受到地方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然，当军人退伍或被开除，这些特权也将失效。而且，新军的俸饷也很丰厚。标统月给俸饷50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若与清朝传统的荣誉军队比较，便可见其不菲，八旗马甲月饷3两，步甲月饷1两5钱；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

经现代化训练的新军，作为一种集团，在晚清不多的岁月里，迅速崛起。

对这一集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1910年发出的报道描述：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到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像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坐进客车车厢。莫里循甚至断言：“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

果然，卡尔奥言中。而且时间仅过一年。

辛亥到来

军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它不那么容易被外界认识，而这一集团自身的种种变化，又被当事人视为当然而内部消化。只是，在华的外国人，更敏感更希望知道点什么。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寄回国内的文件里最早记录了这一事实：“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去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中国报纸也有注意这一事实的，《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报道说：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而感到高兴。

清朝中国人留辫，是民族臣服关系里至关紧要的象征所在。相比于清人入关后最初百年里的严厉控制，这个时刻，情势已经逆转。较早研究辛亥革命里的军人集团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冯兆基，在其所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里论述：“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各地起义，但仍未有成功。1908年，方向转向运动新军。

回到首义之地湖北。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巨多，漫延至中游，这年武汉的水位“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之后，米价由每担5000文，一月之间涨到8000文。这个时候却传出武昌政府将削减新军费用的消息，果然，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当年由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刻，已演化成完全是新军系统内部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由蒋翊武领导。另一由孙武领导革命团体“共进会”，开始尝试并完成与“文学社”的联合。准备，已经就绪。历史条件，业已具备。

辛亥，1911年，终于到来。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将其命名为《改造》，结果未获孙中山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是为了建设，知易却行难。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他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继续革命。成为革命者必须继承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