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网罗人才。“宁可放弃100万元的生意,也不可放弃一个人才”,美的集团何享健此话已经成为名言。何享健文化不高,但能把一个街道作坊办成世界最大的电风扇生产基地和国内第二的空调机生产商,他依靠的就是人才。在公司最高管理层中,除他是顺德本地人外,其他都来自五湖四海。鲁冠球曾经求才若渴掏钱培养大学生的故事也传为佳话,挖国企墙脚成了时髦。私营企业家们开始把人力当成一种资本。
7、民营科技企业兴起。联想、实达、华为等一大批企业的兴起改变了私营公司劳动密集型加工厂的形象。在高科技领域,私营公司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技术创新受到空前的重视,技术含量成为私营公司争夺市场空间的新手段。
8、产权重组、企业改制。私营公司资产家族式的色彩在逐步淡化。通过收购兼并国企、集体企业,使企业资产结构变得多元。由于国家政策的宽松和稳定,许多企业摘掉“红帽子”,清晰产权,结束了套着脚链跳舞的岁月。1993年顺德最早掀起了全市企业的改制试验,成为全国的楷模。
9、追逐社会和政治荣誉。私营公司家摆脱不开“宋江、孙悟空情结”,经济地位一高,总想往政治上靠。鲁冠球、姜伟、史玉柱曾是“改革风云人物”,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总是披满政治光环,工商联、政协、人大等无所不及,私营公司企业家总希望在政治上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1996年开始,私营公司又遇到了一次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源却来自企业本身,由于发展过速,企业管理漏洞百出、多元化决策失误、人才结构失衡、企业创新不利、资金浪费……许多问题开始爆发。飞龙姜伟的《总裁的20大失误》扔出了私营公司自我反省的第一颗炸弹。随着巨人史玉柱、三株吴炳新、太阳神骆辉都先后对自己的失误进行了深刻剖析,私营公司进入一个对第二次创业的自我反省时期。
◆理智的第三次创业
中共“十五大”把私营公司确定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私营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成分”的差别正逐渐淡出。可是,摆到私营公司面前的却是一道严峻的难题:国企经历改革后逐渐恢复元气,跨国公司大量进入,对羽毛未丰的私营公司形成两面夹击;亚洲金融危机的侵害尚未消除、市场过度疲软、企业自身素质问题……未来之路将如何面对?在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下,私营公司又开始了新一轮求索。
第三次创业私营公司的追求特征趋向理性:
1、不求规模求竞争力。曾经无节制膨胀的企业都纷纷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删繁就简,放弃某些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深圳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认为,规模大的企业往往会不打自死,国家曾经仿效韩国捆绑了江苏三大石化企业,结果没有创造出巨无霸,只捏造了一头恐龙,原因是徒有规模而缺乏独占鳌头的核心竞争力。许多对王石卖掉旗下很赚钱的怡宝矿泉水而专注于住宅开发曾经表示不解,但如今当房地产商们纷纷落马而王石却傲视群雄,当初他的决策意义不言自明。
2、理性多元化。在“多元化”遭受普遍非议的时候,新希望总裁刘永好却从饲料主业挺进到房地产、医药、国际贸易等领域。刘永好对多元化的态度相当谨慎,每次投资前,首先让专门部门去考察立项,然后经专家小组反复论证,如果是批驳不倒的才放手去做,因此他从未做过亏本生意,房地产项目光是置地就赚进一大笔;而且多元化项目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打没把握的仗,在市场机会空间急剧缩减的形势下,私营公司变得更为理性。
3、高级经理持股。由于人才结构的不稳定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级经理的监督成本很高,他们的懈怠会给企业带来危机,私营公司企业家于是不再独霸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并让高级经理享受优先认购权,把他们的利益与企业命运捆绑在一起。美的集团于1998年底开始了尝试。
4、职业经理人阶层。仅仅在摸索中培养的能力和素质已经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私营公司企业家需要求助外来的人力资源来打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随着人才的流动性增大、经理人交易市场的完善、国有企业的改造后许多经营管理人才进入市场,职业经理人阶层在国内呼之欲出。
5、私营公司上市。上市融资不再是一个梦想,私营公司以前只能通过买壳上市来募集资金,《证券法》的出台,使私营公司和国营企业上市变得没有差别,香港股市的第二板块也向内地私营公司开放。企业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的较量,一些有资格的私营公司上市后,如虎添翼,将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6、风险投资逐步形成。中国高科技企业长不大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国缺乏风险投资。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风险投资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另一方面,国际风险投资已经登陆中国,四通利方于1997年8月成功引入了650万美元风险基金,1998年5月深圳金蝶公司引入了国际数据集团(IDG)设立的“太平洋风险投资基金”200万元人民币,民营科技企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7、面临复关后跨国公司的全面冲击。随着复关问题的解决,中国私营公司将与跨国公司在同一个拳击台上较量,国情优势将逐步淡化,私营公司无论在资金、技术、管理和经营能力上都将与跨国公司有场势力悬殊的较量,致力于培养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成为私营公司的当务之急。
有人曾说私营企业“一次创业只是鲁莽”,“二次创业凭胆大”,而“三次创业靠理智”。在目前的三次创业时期,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私营企业家最先理智考虑的应该是如何生存下来。50年前,管理革命的理论大师杜拉克说“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着”。我们现在不是去想利润最大化的问题,而是考虑企业怎么活下去、如何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技术变化和创新的速度如此之快,这使我们的企业既难以预测可能突如其来的风险,更难以把握既定的对策。为此,私营企业家应清醒意识到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惟一途径就是永远走在别人前面。步伐永远比别人快半步!头脑永远比别人更理智!用我们的头脑更理智地行动,快步来迎接“第三次创业”的洗礼。
“三次创业”说到底是人才竞争的结果,“三次创业”中必须引进人才、加强管理、搞活营销、构筑品牌等,但其中人才是第一位。
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人多,但称得上“人才”的却太少,适合你企业、忠于你企业的人才就更少。人才缺乏的问题,在我国私营企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也越来越严重。在人才问题上,我们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私营公司的影响不可忽视!这就是在私营公司中的许多人,源于国有,他们的管理模式、工作习惯和思想作风在国有企业中已经形成,而且他们往往占据私营公司的各部重要的位置,在日常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计划经济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若不消除,势必直接影响私营公司的“三次创业”。
1998年10月,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行政官约翰·韦尔奇在公司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时说:“无论何时,机会和变革是并存的。面对市场动**不安的变化,一个企业应该振作精神而非无所适从,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私营公司正处于一个动**的年代,第三次创业任重道远。它们需要有比以往更好的竞技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解开“产权之疙瘩”
中国私营公司不断上演着“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中国私营公司为何会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落呢?实际上,我们好多私营公司最后垮掉,并不因为外在的因素,而是因为内部权力的争斗。我们中国人爱说同甘共苦,可实际上我们的企业经常是共苦容易,而同甘就不容易了。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时期所处的地位,与企业成长后与他们能力所对应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匹配的。如果这个企业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结构转型,那么它就会垮下来。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元老”问题,“元老”们争的是权力,而它的实质又是产权问题。在这方面,张维迎非常推崇联想集团的做法。而且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私营公司,对国有企业也是有用的。
我们知道收益有两种:货币收益与权力收益。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健康企业的管理层会将精力集中在为企业获取货币收益上,而不健康企业的管理层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收益上,也就是内耗。这就是一个产权问题。我们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只有权力收益,而没有货币收益。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而至于在这个位子上为企业赚了多少钱则是无所谓的。所以国企的厂长不愿意退休,因为一退休他连这点权力收益都没有了。而私人企业的经营者不怕退休,因为退休后虽然权力没有了,但他可以找一个能干的人来给他带来货币收益作为补偿。联想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初的创业中,柳总能够不断适应而且走在前边,但也有一些落伍了。这时候就需要新的更能干的人来替代。此时对这些“种树人”有两种做法,或是对他说:“你回家吧,果子熟了也会分给你”,他可能就安心回家了;或是就让他回家,什么都跟他无关,结果他可能连树都一起砍了。所以联想的做法是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张维迎把追求长远利益的核心归结为明晰的产权。他认为,中国企业不讲信誉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没有确定的私人所有者。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
◆产权是道德的基础
经济学家用张维迎认为,中国的私营公司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家族式私营公司;二类是朋友式的私营公司;三类是国有私营公司。应该说这三类私营公司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私营公司也有共同的问题,就是权力分配与人才。可以说这两点在决定着企业能不能持继增长,能不能变大变强。
张维迎说:“要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就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制度,产权是人们讲求道德操守的基础。大量私营、民营企业不讲信誉。主要原因也就是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明晰的产权是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动力的人才会讲求信誉。破坏产权,这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坏道德的行为”。
张维迎举自己在农村的一段经历作例子:生产队栽了很多树,但这些树无论如何就是长不大,因为没有人去用心照顾。后来,宣布这些树分给私人,第二天,许多人就把树给砍了,生产队于是宣布把树收回。周而复始,这些树又回到长不大的状况。
张维迎分析道,为什么人们砍树?因为他们预期不砍就会被收回。结果还真证实了他们的预期。他反过来说,如果这些人砍了树,生产队仍不宣布收回,他们的预期没有证实,他们肯定要后悔;几年以后,他们会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栽树,结果可能是这些树都根深叶茂。
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他说,如果和尚不能从庙的声誉中得到好处,他为什么要重视庙的声誉呢?他又打比方说,信誉就像一棵苹果树,没有主的苹果树是长不大的。
“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最终是信誉和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由信誉凝聚而成。一个企业失去信誉,也就失去了客户,从而失去了所有未来发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誉是企业的生命,重视信誉就是重视企业生命。”
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这里张维迎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我预期只活一周,最优选择也许是抢人。因为在法院判决之前,我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抢呢?但如果我预期活20年,那么,抢人就不会是最优选择。
中国很多企业不讲信誉,因为企业的领导人不注重长远发展。信誉就是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
张维迎强调,企业领导人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也就是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信誉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信誉的建立依赖产权的确立。张维迎这样假设,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作的任何一个决策,其未来的后果你都不承担责任,而且不能确定你在这个位置呆多久,企业未来收益或许是由别人分享,那么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你栽树,别人乘凉,你干吗要栽树?所以,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只种稻子不栽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