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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柴尔德拜访之后，他几次邀请俾斯麦到这位年长的银行家家中做客。为了不给俾斯麦留下拒绝的机会，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次晚餐邀请提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俾斯麦回复说如果到时他还活着他就去。“我的回答，”俾斯麦写给他妻子道，“深深地影响着阿姆谢尔，他把这事跟所有人说，而且总是说：‘为什么他不活着呢？为什么他会死？这位先生还很年轻很强壮嘛！’”

老罗斯柴尔德对俾斯麦的印象被简短地记述在他之后写给他妻子的信中：

“我在老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家的花园里给你拾打卷的落叶；我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老犹太小贩，不会做任何伪装；他近乎苛刻的正统，并且除了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食物之外一概不吃。‘那些面包去给鹿儿吃吧，’在他给我展示他的养着驯鹿的花园时，他对他的仆人说。‘拜仁先生，这驯鹿花了我两千荷兰盾呢——我很荣幸，这花了我两千荷兰盾现金。你可以用一千买下它；或者如果你希望把它作为礼物，我会派人把它送到您府上去的。上帝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拜仁，你是一个心地善良、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他是个矮小、瘦弱的人，并且岁数也很大了。他是他家族最年长的一个，但是却也是很可怜的一个；他是无子嗣的鳏夫，并且被自己的仆人所欺骗，被自己法国化和英国化的狂妄侄子和侄女们所瞧不起，而他们将在他死后没有任何爱或感激之情继承他的财富。”

1851年8月18日，俾斯麦最后终于被指派为议会的普鲁士代表，罗斯柴尔德就更尽逢迎之事去讨好这位新代表了。俾斯麦仍未找到符合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住所。阿姆谢尔就找法子给他提供了一座很华美的罗斯柴尔德别墅，就在博背海姆大道上。

10月1日，俾斯麦搬进了位于波克恩海姆（Boheim）大道40号的别墅，但事实上别墅并不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它的第一二层在被卡尔·迈尔·冯·罗斯柴尔德占用，以备他第二次到访法兰克福。

当这些个人问题一解决，政治事务就占满了俾斯麦的全部心思。普鲁士在奥尔米兹（Olmutz）战败的消息让俾斯麦伤透了心。他和在柏林的领导们都一心觉得普鲁士有权力获得德意志的领导权；并且在全德意志建立起自己的权势。事实是，奥地利无可置辩地享受着法兰克福先前的统领地位这件事，让俾斯麦更加下定决心要维护普鲁士的利益了。

显而易见，维也纳打算利用议会，而各州的绝大多数都支持奥地利，目的就是为了投票反对普鲁士但是俾斯麦立刻决定要尽一切可能挑战奥地利的统治地位。在他任职之后他所发表的一篇评论，非常富有俾斯麦风格。放手让他去干，他说，他将最终带回奥地利这个战利品。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俾斯麦一直保持着保守而怀疑的态度，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银行家族与奥地利的关系密切过其他任何联邦州。

当时罗斯柴尔德正在柏林处理财政事务，并表示出希望能够被冠以“普鲁士法庭银行家”的荣誉头衔。当柏林政府问及俾斯麦对这个请求的意见时，他回答说，在他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在为普鲁士利益做出贡献的时候获得了适当的金钱回报。于是这个提议未能通过。

俾斯麦很生气，因为奥地利取得了议会的首席，并且她的代表获得主持代表的头衔。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对抗时时凸显，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都要牵涉到为荣誉而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舰队的。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于1848年创建了一只德国舰队，普鲁士给予了财政支持，而奥地利没有。现在又需要基金了，而这个任务就交到了主持代表图恩伯爵的手上，要负责将此提交给国会，这就需要对各州进行评估，但是普鲁士反对给予更多的花销，因为先前欠的分期款项还没还清。这件事就一直拖着，直到舰队继续援助为止。这年末，俾斯麦差点儿就决定同意评估了，因为他收到了来自曼特菲尔（Manteuffel）的强制反对命令，而他也立刻返回柏林。这位普鲁士代表于1852年1月3日前往柏林，并依据惯例，他去询问了自己的对手图恩伯爵的意见，而他正对普鲁士政府的态度相当生气，并且以缺席的方式，虽然不常有，来抗议普鲁士政府一直以来造成的困难。现在军官和士兵们都要求支付薪水。“这很必要，”图恩说，“要尽快弥补财政赤字，除非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应对一场兵变。”

于是图恩在1月7日召开了议会会议，而这时普鲁士的特使俾斯麦将会缺席；经过一阵激烈的讨论后，决定从罗斯柴尔德银行贷款26万荷兰盾以填补开支，用联邦款项存入银行用作担保。图恩在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作为普鲁士代表投票反对。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通过公使馆的顾问维特兹（Wetzel）的电报保持对事态进展的了解。

决议做出的第二天，图恩伯爵就开始与罗斯柴尔德进入秘密谈判，以确定在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提早拿到钱。银行家打算发放贷款6个月，利率为4%，不收佣金，仅希望不要要求将条款写入合约里，因为这样可能会给人一个信息，就是他在舰队处于不利状况下要从中渔利。

议会随后立即同意了提前支付六万荷兰盾，并给罗斯柴尔德家族送去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支付这笔钱。与此同时，俾斯麦在1月9日发电报给维特兹（Wetzel），派他去反对阿姆谢尔·梅耶，在10日，他更详细地确认了这些命令，内容如下：“普鲁士不需要用预期付款作为联邦贷款；存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联邦款项不能被合法地从他们之前签署的条约那样转换。你对罗斯柴尔德表达清楚反对将这笔钱花掉或挪用。我们仍有权对罗斯柴尔德给予我们或是联邦有可能的支付表示反对。罗斯柴尔德在贷款事务方面并不需要遵守总统的命令。”

在10日的晚上，当维特兹（Wetzel）会见图恩伯爵时，伯爵“在艰难而难熬的一天后深吸了一口气”，维特兹（Wetzel）告诉他他打算去拜访他，并秘密通知他自己接到了来自柏林的命令，说是要给罗斯柴尔德施压，让他们拒绝给舰队支付预付款。图恩回答他说这是维特兹（Wetzel）的事，尽管他对当时在议会上代表普鲁士的职责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他并不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只不过是他的传话筒罢了。他接着补充道，他怀疑罗斯柴尔德是否会听取普鲁士的意见，因为他已经接到了来自主持官员的规章，说是根据议会的决议，他不需要关注议会所举行的会议谈判，也不需要在意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歧。维特兹（Wetzel）告诉图恩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执行这些命令对他而言更加困难。随后他们就分开了。

在他们1月11日的谈话中，他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给图恩伯爵说明了他现在所处的艰难困境。根据他所说的，图恩给罗斯柴尔德传达了一下要点：

“谁决定左右联邦业务有关问题？是联邦议会。官员所说的联邦议会与第三人比如你传达希望是什么意思？那是通过主持议会的代表。你接收到的要求已经完全满足了实施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如果你说的话，普鲁士不会有任何回音：‘我一点都不知道联邦议会中发生了什么。我的合法权力在主持代表手上，他根据议会所做出的决议给我传达指令，而我是在我职责之内履行这些指令。’”图恩同时让罗斯柴尔德明白，如果他拒绝支付的话，图恩将会被迫于第二天召集另一个议会会议。议会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允许个人不去执行政府已通过的决议，所以只有唯一一种可能，那就是通过另一项决议，将议会的业务转交给另一家法兰克福的银行处理，而这家银行会在任何议会需要钱的时候支付。

这位年长的阿姆谢尔·梅耶对伯爵所说的感到非常震惊。他指出，为了摆脱困境，他将给奥地利账户支付六万荷兰盾。然而，图恩说他同意这么做。最终阿姆谢尔·梅耶屈服于伯爵和随同人员所施加的压力，并许诺支付。当老人离开图恩伯爵接待室时，他会见了普鲁士顾问维特兹（Wetzel），他也是来和主持代表商讨同一件事的。

图恩自己与普鲁士外交家的印象深刻的讨论描述如下：“我无法抑制要告诉他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一开始是阐述我对普鲁士上次的行为感到多么愤慨，而在这点上我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根据我自己的责任观和荣辱观来看，我发现我自己从未给过第三人哪怕是一点点在议会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议上的暗示，而这让一切变得更加艰难，而且我随后在近期和罗斯柴尔德的讨论中动用了最大的自制力。我说我必须要让他不要把我所发表的观点当作是官方的。我感到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从未想过联邦政府居然会以降格联邦权威的方式让一个银行家反对联邦通过的议案，而使得他让整个镇上，甚至是全德意志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普鲁士仅仅关心维护自己的原则的话，那么之前在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反对就足矣了；然而，这一意外情况的发生揭露出了普鲁士根本不在乎实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而是希望，在我看来，取得完全不合理、无法被接受的条例——比如说，普鲁士将单方违背联邦法律；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联邦的存亡就处于危险关头了，因为这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努力保留在幕后的问题将会被迫提上议案，而由此所做出的决策将会导致灭亡性的后果。”

主持代表确实对普鲁士的行为感到大为恼火。“这从未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给州长写信说道，“这将有可能，甚至是普鲁士，采取这样可鄙可耻的方式去求助于一个犹太人来对抗议会。我感到他们的行为将形势变得愈发严重，而相互的理解和和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议会自然不会接受这种情形，如果罗斯柴尔德不同意支付款额的话，我就不会为这件事再焦虑二十四小时了，这就好像一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次失败仅仅会让普鲁士感到屈辱她将会比以往更加急躁易怒，而我也不知道她将会怎样继续自己的政策了。”

他接着说，他成功劝说罗斯柴尔德付款带来了几天平静日子，但是普鲁士的目的仍然是要羞辱议会。“正如我所说的，”图恩继续写道，“我确信普鲁士将不会让极端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违反条例，如果她看看别人，那么这个顽固的决定就不会导致威胁而产生极端。在我看来，事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顽固的态度是必须的了。”

已经屈服于图恩压力的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回复顾问维特兹（Wetzel）说，如果他将要顾及高层联邦议会中的分歧的话，他将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扩大业务债务的范围，并且拒绝高层联邦议会通过自己的主持代表的公认渠道所要求的他来提供预付款这样一个要求。他无法去理会反对，并是被迫支付的钱。

维特兹之后报告说阿姆谢尔·梅耶无视之前的任何陈述支付了这笔钱。他说这个银行家宁愿牺牲这些钱也不愿与奥地利发生争执；对此图恩伯爵相当气恼，因为他将这个主张视为是对整个议会的侮辱，并希望解除自己普鲁士代表的身份。

图恩对于让维特兹来报道也不满，但是他直接给在柏林的普鲁士同事俾斯麦写信。在信中，他同样说自己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归属于议会的德意志政府会如此降低自己的威严和德国议会的荣誉，来让一个犹太人对抗议会的决议。“我承认，”图恩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对此感到羞愧。在维特兹顾问给我看这份主张的那个晚上，我本该为我们共同祖国的受辱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大哭。”

俾斯麦的回复十分尖锐：“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议会在与一位犹太人的谈判中陷入了泥潭；这是那些通过违反宪法的手段把议会的业务交给一个犹太人去做，而且还背离了之前约定的目的去转移现金。”

图恩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反对俾斯麦的“教员般的语气”，正如他这么称呼的。当俾斯麦即将告别，说下次他准备用几天时间收拾行李时，图恩回答说他祝贺他这样注重荣誉的人能够逃离这样一个痛苦难耐、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因为政府对于自己之前共同代表的大会的荣耀和名誉并不在意，他们居然打算让一个犹太人来反对决议。

卡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姆，当然还有所罗门他自己，当时都到法兰克福进行短暂的访问，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拜访俾斯麦，表达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悔恨。年轻的安塞姆把整件事都归到他已经七十七岁的叔叔的老糊涂上，说他是着实被图恩吓到了才会最终勉强同意付款的。

与此同时，舰队的问题以普鲁士不用再做进一步的声明，而把舰队拿去拍卖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普鲁士之前所多支付的都由割让给她的这两艘舰队所弥补了。

很快，罗斯柴尔德和俾斯麦之间就又恢复了友好关系，对此，俾斯麦曾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未真正反对过普鲁士；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起源于我们和奥地利在一年以前关于是否要给予舰队预付款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他们较我们而言更害怕奥地利。现在，由于罗斯柴尔德在图恩伯爵引发的这件事上，无法被视作为一个正直而坚定的人的勇气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并且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为拜仁·阿姆谢尔的态度表示了歉意，而拜仁也年事已高（去世于1855年），我感到，考虑到这个金融巨头所做的贡献，他们在这件事上所犯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自己的计划中，俾斯麦接着说。他不断重复，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信件中，虽有去年1月发生的个别例子，但是这个家族银行一直在与普鲁士代表的经济来往中显示出意愿，他建议依据他们为政府所做的贡献，应该被授予一定的荣誉。而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自己所说的那样，之前的错误都是由于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年事已高，被图恩伯爵所胁迫所致。

“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中（俾斯麦写道），这个金融巨头的领导者们理应得到普鲁士授予的荣誉，因为他们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个人荣誉所能媲美的。同时他们还为政府的良好关系做出努力，尤其是与那些和金融世家关系紧密的政府，这作为他们信用额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除了纯粹的业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交易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看来与奥地利政府的成功合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带来的，因为我确信，除了能从交易中赚取利润之外，皇家政府之所以能在法兰克福的犹太问题上施加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努力……就是奥地利在夏季所做出的解放犹太人的努力，其实都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

于是，在柏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是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曼特菲尔，另一方是反对他们的财政部长，争执最终以财政部长的胜利告终。1853年2月12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冯·罗斯柴尔德最终以“殿下的青睐”被任命为宫廷银行家，而曼特菲尔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俾斯麦，他有理由相信俾斯麦将会很乐意第一个把消息告诉罗斯柴尔德的。

俾斯麦说他已经这么做了，并且还增加了许多他从罗斯柴尔德那儿听来的金融消息。当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市场拥有一笔到期的巨额存款，并且加上萨克森政府在他那儿存的一笔一百万泰勒（旧德币），他说所支付的不能超过1。5%。

“这一大笔钱，”俾斯麦写道，“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处于对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担心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关税联盟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企业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金钱重新流回交易而没有用于投资。罗斯柴尔德说如果能够有可能以3。5%的利率使用这笔钱的话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此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任何交易的话，将会使罗斯柴尔德有机会展示出他们友好的个人关系，我将再次贸然诚恳地重复我的建议，那就是给予拜仁·迈尔·卡尔的皇室支持应该授予其三等红鹰勋章。在此刻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我已经再次证明了他是多么足以配的上这个荣誉，并且他本人也是多么希望能得到这个荣誉。”

一直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普鲁士宫廷银行家，并且胜过自己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的贝特曼，当听说罗斯柴尔德被任命时感到惊愕万分。他急忙赶到俾斯麦那儿，并且告诉他自己所遭受的回绝只能以授予个人荣誉来弥补。而俾斯麦的态度却并不赞成。“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他评论道，“而且看来他的意思仅仅就是一个托辞罢了，给予他圣约翰（St。John）的头衔已经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了，而这也是相当合适的补偿。我不认为他是冠以此头衔的合适人选……如果，他威胁道，他要因为自己的一时气愤而从领事馆辞职的话，那么我们能找到很多想担任此职的人选。”

从那以后，这个历史悠久的银行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俾斯麦之后将在德意志历史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直到1859年俾斯麦的法兰克福官方职责结束为止。

在他在法兰克福任职期间，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暂时出现的困难都没什么大的影响。在普鲁士政府中有两大反对党。一个是曼特菲尔和内阁顾问尼布尔（Niebuhr）所在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派别，一个就是财政部长的反对派，波德斯切维格（Bodelsgh）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