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

    其实，这次军爷带着胡戈夜访观国公府最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其年底参加科举考试一事。

    在唐初，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士子分两大类，一类是全国官学中的学子，他们进军科举之路属于教育系统内部的选拔，当他们最终通过了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的遴选，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后，才有资格参加由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主持的科举考试，完成鲤鱼化龙前的最后一跃。（按：直到唐玄宗时，科举考试才改为由礼部主持，此时主考官的级别方由从六品上的员外郎升格到了正四品下的侍郎一级，按现在的说法，玄宗以前的主考官只不过是国家部委下属某司的一位副司长而已，待到玄宗之时，方上调到一部副部长之尊）

    那如果不是官学出身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参加不了科举考试吗？

    儒家经典《孟子》中曾记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若是搁在唐初，这些牛人在未牛之前都不算是正规官学出身，但盖棺定论的看，他们又的的确确都是举世公认才能出众的贤德之士。正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朝廷担心会有类似的人才被其出身限制住了，为了实现“在野无遗贤”这一崇高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制度建立者们便在考生资格上留了一扇暗门：大家可“怀牒自列于州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馆学之外的社会人士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官衙里去自己推荐自己，有点毛遂自荐的意思，且州县不得不试之（不得不受理），然后大家经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过关的便会由地方官保荐到长安参加科考，如若不成，考生对自己是骡子是马，起码心里有了数。如不服气，也可来年接着自荐。这便是科举考试中第二类生源。这些出身有别于学院派的社会人士参加科举的道路，被称之为乡贡。

    唐时馆学有时兴旺，有时落寞。学校兴旺时，学子们有正常的途径往上攀爬，这时馆学与乡贡各行其道，没多大交集与冲突，若学校一旦废隳（时有发生，比如公元七百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国子监这条路走不通了，士子们便会纷纷在各地假名就贡，同社会人士拼抢着这条最后的独木桥，以期望能实现他们心中那鲤鱼化龙的梦想。终唐一朝，乡贡在科举中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防地方官徇私舞弊以及保证贡士的质量，唐初朝廷对每州推荐上来的乡贡人数都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并且会因贡士有失水准而对州官进行追责，比如唐太宗就曾经因为某州刺史推举不当而大动肝火。因此各地的地方官均不敢懈怠，又或不愿多事，他们在推荐人数上一向循规蹈矩，极少破例。

    不过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上倒是记载过一起破例为之的事件，那是当年李世勣为并州都督时，有张氏两兄弟才学俱佳，下面官吏因本州贡士人数限制，只得把才学还要略胜一筹的兄长张越石的名字划掉了，只录了弟弟张楚金。李世勣后来知道了，叹道：“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居也。”破例把哥哥的名字也添了上来。就事论事，一州都督只不过某年因公多推荐了一名贡士这种绝算不上大事的举动竟能记载史书流传千年而为后人知，由此可见此事在当年的罕见程度。

    上述种种，便是今夜军爷带胡戈夜访观国公的原因。对于胡戈来说，他自然归纳不到教育系统内去，所以他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话，他须得按社会人士的途径，通过乡贡获得地方官的推荐。而此时这座府邸的主人，正是现任雍州牧杨恭仁（首都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人物）。

    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雍州牧在唐朝的地位，是渐次下降的。这恰恰和这个职务实际权力太大是密不可分的。

    在唐朝，做得最威风的雍州牧，无过于其首任行政长官李世民了，当年其父李渊撇开傀儡隋恭帝强行受禅后，便加封了秦王李世民雍州牧一职，这雍州牧总督首都行政，对于素有大志的李世民来说，正是如虎添翼！此公当年在任上作风极为强硬，甚至一度出现过其与中央政府（吏部）争夺下属官员任命权的情况发生，武德年间朝廷某一官职被各方政治势力（最主要的三大派系便是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三人各自领衔的）同时任命自己人担当的情况屡见不鲜，最后大家争执不下，只得以谁人脚快谁先到任为默认事实（不知此举会不会影响马价）。

    最后李世民在当了近九年的雍州牧后，他的仕途走到了顶点，在公元六二七年终于成功称帝。到了这个时候他的雍州牧一职就需要让出来，李世民心知肚明自己本来是非正规途径登基，名既不正言也不顺，从而导致此时整个京城政局波谲云诡，这时就需要一个资历深厚，德高望重且身份超脱能够镇住各方势力之人接过自己雍州牧的旧职，思来想去，他找到了一个最佳人选，他就是前朝宗室，四朝老臣，现任中书令的宰辅之臣观国公杨恭仁。

    这杨恭仁在史籍上记录不显，但在隋末唐初那绝对是个人物。杨恭仁出身前隋宗室，他的父亲乃是隋朝开国功臣广平王杨雄，其人因为和隋文帝杨坚同属弘农杨氏，文帝便依照谱系，认了这位比仅自己小一岁的得力臂膀为族子，等到隋朝建国，杨雄便进爵为王，身兼宗正卿，后转任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合称四贵，所受贵宠，冠绝一时。史书上称其“美姿仪，有器局，雍容闲雅，进止可观。”最后位居三公，改封观德王。

    身为长子的杨恭仁继承了父亲的才干，并且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在隋文帝时他已经官居刺史，执掌一州，待后来隋炀帝刚一即位，便把杨恭仁调回中央，让其转任吏部侍郎。数年后隋炀帝东征高句丽，中途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杨广的反，隋炀帝明知杨恭仁的亲弟杨恭道正在杨玄感的反军中就职，但仍对其深信不疑，并授予兵权命其出兵平叛，最后杨恭仁和屈突通等人合力击败了杨玄感，待到论功行赏时，隋炀帝对杨恭仁叹道：“朕闻破陵之阵，唯卿力战，功最难比。虽知卿奉法清慎，却不知勇决如此也。”（我虽知你是个好人，却不知你这么能打……）

    再后来，杨恭仁便一直尽心尽力替杨广这位族谱上的小叔叔修补着隋朝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舰，直到最后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死，杨恭仁也被割据魏郡的元宝藏俘获，最后押送到长安。

    李渊和杨恭仁是老相识了，而且七扯八扯还能扯上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再加上杨恭仁素有清誉，在前隋时便朝野闻名，所以尽管此时他于李唐新政权无尺寸之功，但还是旋即被李渊封为观国公，拜为黄门侍郎，因其不愿与故国兵戈相向，便出守边陲，迁检校凉州总管。注意，此时的正牌凉州总管乃是李世民，新、旧唐书皆有误，把杨恭仁记做了凉州总管，其实他只是检校衔的代理职务。而这也是杨恭仁第一次与李世民合作，双方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结合俩人此后的经历来看，这段合作大抵是愉快的。

    数年后，华夏大地渐被几大割据势力占据，隋杨已经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杨恭仁被李渊调回中央，出任吏部尚书之要职，没多久又担任了当朝宰相之一的中书令。

    此时正是李世民几兄弟你来我往闹得最火热的时期，但是杨恭仁并没有涉足其中。只因其出身皇室，对宗室内部的权利之争最是清楚不过。当年其父由隋文帝的心腹慢慢演变为心腹之患的那段历程，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其父杨雄甚有才干，又深得人心，终于被隋文帝阴嫉，明升暗降收其兵权，位居空头三公）。所以无论是当年的杨广与太子杨勇争权，还是现如今的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斗法，他都严守中立，绝不涉足其中。

    有句很有道理的话叫做屁股决定立场。即屁股所在不同，头脑中考虑问题的立场也会随之改变。也许当年夜深人静的时候秦王会对杨恭仁的中立颇有微词，但在成功上位之后的唐太宗看来，杨恭仁当时官居执宰，论起亲疏来其侄女还是李元吉的妃子，却能严守中立，并没有站到优势明显的太子一边，可谓持身甚正！再者无论是资历、才干、品行，杨恭仁都可谓上佳之选，况且此人当年在凉州之任上就与自己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经历，一阵思来想去之后，杨恭仁便由正三品的中书令转任了从二品的雍州牧，从自己手中接过了雍州牧的旧印。

    历史上当杨恭仁卸任雍州牧时，京城政局已上正轨，各方政治势力已经尽在皇帝掌控之中。这时，李世民已经不需要一个强势的雍州牧存在，于是接替杨恭仁的下一任首都行政长官便是与李承乾争夺太子之位的搅局之王李泰（此时还未成年），从此雍州牧便成为了亲王们的荣誉尊衔，此后中宗、睿宗在未即位之前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只不过和他们的祖辈相比，接任者们身上再无那么多值得让后人们在茶前饭后唾沫横飞的谈资。

    最后说一句，雍州牧在玄宗时改称京兆尹，而且在级别上也向下做了调整，自此，这一在唐初曾无比显赫的官衔辉煌不再，渐次沦为供权贵驱使的高级差役。就连胆大一点的流氓，都敢在自己左右臂膀外纹上两句六言绝句以明其心迹，诗曰：“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