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女》笔谈 贰

    曹:

    从序言中看，刘氏女的故事应当是一段真实的故事，请问是这样吗？如果是真实故事，您在写作时怎样处理现实和虚构的关系？艺术加工――亦即非真实――的成分大概有多少？

    故事中您同刘氏女互相有很深的感情，请问可否透露真实的刘氏女后来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如结尾暗示的那样一个人生活到终老吗？

    章:

    前面说了，出狱就写下十人名单，要写出她们的故事，刘氏女为其中之一。从外貌到基本情节，皆有所本。特别是犯罪情节，我再有想象力，也写不出来那个孩子――那个一岁左右的儿子。别说是我，就是劳改干部在看了刘氏女的档案，也是倒吸凉气，觉得离奇到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我同意。但高于生活，就未必了。现在许多艺术作品，远不如自然形态。

    小说是编的，小说的好坏，就看你的编功如何。《刘氏女》讲述的是个真实的犯罪故事，情节，框架，起始，收场，都是现实版。因为事情本身就异常曲折，极其丰富。我在“序”里说了，吴祖光听了我讲的刘氏女，激动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其实，后来我还讲给“卧底”冯亦代听。他听罢回家，三日后打来电话，说，“两晚没睡好，小愚，你写出

    来吧！多么好的小说，也是一部电影。”我说自己会说，不会写。他说：“你会写好的，如有不足，我来帮你。”足见，其中刘氏女的犯罪情节和狱中生活，是无需虚构的。它的真实性、生动性就摆在那里，就看写者笔下功力如何了。

    有了基本情节，不等于有全部情节；有了基本框架，不等于有了整个结构；有了人物，也还需要有人物关系和他们之间的交织纠缠。这就靠虚构了。比如，贯穿全篇的一个重要细节是纳鞋底和鞋垫。这是犯人打发时间的针线活儿，我后来也学着做，做了一双灰色的鞋垫寄给母亲，左脚鞋垫脚心部位绣了一个“女”字，右脚脚心部位绣了一个“马”字。两只并拢来看，就是“妈”了。母亲接到后，泪流不止。监规不许犯人彼此接触，更不许过密交往。所以，她们的感情表达往往是无言的，对你好，就偷偷塞过来一块窝头片。她们很少写家信，对亲人的一腔思念，以及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大多倾注于千针万线。星期天的监舍，简直就是低头扎鞋垫、纳鞋底的一派风景。刘月影纳鞋底的动作贯穿了始终，而它恰恰是虚构的，她本人很少做针线活儿。她的刑期是坐满的，一天不少，从未减刑。书中有关减刑的一节，以及监狱大火等情节，也都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无非做了“移花接木”。

    除了细节的虚构，更多的虚构是语言部分。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是我写的。犯人说话，全是脏话、黑话，我不能照搬。只在易风竹一个人身上，保留了一点痕迹。就是这点痕迹，想不到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在我的新浪微博里，就有人询问：易风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后来的命运呢？意想不到吧。

    说到我对刘氏女的感情态度，不禁想起自己的十年。百年光阴，眼底挫折，人生如在梦里过。大体讲来，我和犯人相处还好。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么两个。一个原因是我有些文化。要知道在中国的普通监狱所关押的，绝大多数是农村犯法分子。即使有文化，也是初小、高小、初中，读完高中的就很少了，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那更是“稀缺物品”了。就像民国时期的乡村，农人村妇都比较尊敬私塾老师一样，她们对我多少有些敬佩。越是文化低的，越对我好。反倒是几个文化高的，彼此勾心斗角。一天劳动下来，人都快累死了，还不好好歇着。你看她们在床上躺一会儿，喝几口水，接着就拿出纸笔，写密告信，检举谁在劳动工地上说什么了，谁对过往的男犯搭讪了。我爱说笑，故经常成为她们揭发检举的对象。无文化的和文化低的，在检举他人方面好得多。刑事犯比政治犯也比好得多。我也喜欢她们，简单，痛快。我将连续写出的四个女囚故事，都是刑事犯罪，三个通奸杀人。再一个原因就是我在生活方面不大自私，不和别人争饭菜，争衣物。所谓争饭菜，无非一片肉；所谓争衣物，无非是一块布。处久了，她们就觉得章诒和不错，有什么话想说，找人写封家信，或丈夫提出打离婚需要写协议书，她们会想到我。只要为她们办了一件事，以后的关系自是不同。我和刘月影密切起来，学杀猪是其次的，主要是通过写“年终小结”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