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21章 记忆深处电影梦

    看录像的话题，让路波不由思及他对于电影的一种野望，它的萌芽比以往早了一年多，或者说自从曾经萌芽以后，虽然一直得不到生长的可能，但一点也没有自我走向熄灭的意识，像一束发射去无穷光年以外的波动，在没有寻找到目标之前，即便时空再怎么转变，都无法将它真正湮灭。

    许多年过去，对有的事物而言，它可以把许多年当做一个瞬间来过渡。

    对于电影的喜爱，路波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证明，比如辛苦收罗的千多张影碟，比如整齐码放的几大抽屉电影海报，还比如贴在时光网博客上那些长短不一的影评。

    撇除童年记忆中不多的露天电影印象――记忆中更鲜明的是夏夜里嬉笑追逐的漫漫长路，场地上挨挨挤挤的条凳，那些冒着炮火青烟的影像则退后当起了朦胧的背景，真正算得启蒙的，应该是街道两旁繁华的录像厅。

    十几坪的房间，如果录像还没放映，可以看见遮光的墨色窗帘，有几个吊环已损坏，导致窗帘拉上时无法全部遮挡，旁边的那根竹竿可以用来支撑那个漏光的角落。一排排简陋的钢制折叠椅，猜想应该是从旧货市场购买，款式上有各种小的差异，仿皮底座的颜色丰富，不锈钢的骨架基本无光亮可言，还留有顽固的锈迹。水泥地面到处可见瓜子壳和烟蒂，也许只有看第一场的朋友才有幸感受洁净吧。还有空气，沉闷而且气味浓重，切记不要有深呼吸的动作，如果不想自虐的话。

    那真的不是观影的理想场所，连将就一下都得花点时间来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这个时代小城镇的人们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十分的幸运，不然，又去哪里看香港的武打和黑帮、台湾的旖旎和风月、欧美的炫技和幻想，还有特别以几个“”做醒目标示的浪漫。

    当心眼里被装得满满的，占得满满的，谁还会去在意身体的那点不适呢？想坐得舒适屏幕敞亮也有，去县里的电影院啊，只要不嫌看得反胃就好。那些被滤色过的、被审核过的、被阉割了的所谓电影。

    路波曾兴冲冲跑去看，学校难得的包场，虽然顶着“忆苦思甜”思想道德教育的名头，但依然大受学生的欢迎。看的什么电影已经忘记，但有一个镜头却特别深刻。当讨论不识字的阶级兄弟有没有上大学的资格时，影片中的支部书记高高举起阶级兄弟粗壮而充满老茧的手臂，昂扬而激奋地说：“资格？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然后这条手臂就一直满含深情地存在了，震动着路波的神经，亢奋到发麻发颠……一直到很久以后，路波再次踏进电影院的大门时，才不会想起。

    以往的岁月，虽然路波的的确确在学业上是荒废的，但后来，不只是如今，每次说起，他的语气更多的是庆幸，在有所失去的同时，自有他属于自己的收获。而且现在仔细地想想，网络上曾经的留言和现今一些评论文章，都有提到一点，说路波的文字传递了一种细腻的画面感，怎么说呢，那应该也是深受电影魅惑然后不自觉地行为，影响已经深入了血液。

    路波发现，重生而来，不止方便了对文学梦想的触及，没想过当什么著名的小说家甚至文学家，只是单纯对文字本身的一种喜爱；同时还拥有更大的惊喜，那就是和电影未来的无比靠近，不再遥不可及，不再失落，不再只能做一个欣赏的旁观者！

    当然，路波并没有做一名演员的打算，即便可以在表演学校深造，他也不认为自己能有什么表演的天赋。而且，如同当初写歌给李云飞一般，太多镁光灯照射的生活，路波心里依旧泛不起任何一点的兴趣。

    导演的位置更合适吧，基本处于幕后，有话题方面的关注，但爆光率不会多高，而且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拍自己想拍的故事，一年或两年一部电影，生活的节奏可依然保持。当然肯定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终有个解决的方法不是吗？关键的是，路波现在还非常的年轻，有时间为将来作更多充分的准备、铺垫，技术上可以进修，理论上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雏形，只要逐渐充实丰满即可。

    资金方面，也许会是最大的难题。与港台或者国外相比，内地在电影管理体制上绝对的体现特色，拍电影的基本是北京、上海、长春等几大电影厂在干的事，一切按上头定下的计划拍摄，人钱物都有公家的保障。个人想混个导演过瘾的话，以后自是不会少，但现在还真不多见，所谓的独立制作，这时候在内地还真的声名不显呢。

    好在路波不差钱。当然不是此时了，就他存折上那几十万可不够看的。路波是对以后有信心，而且再过得几年，李云飞这个大歌星应该积蓄颇丰了吧，打着“支持兄弟事业”的旗号，想来不成问题――路波打的好算盘啊，也不知李云飞此刻有无感到颈后凉风习习呢？

    论及国内的电影业，如果从1905年的《定军山》算起倒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实际的情况可不能如此笼统地看待。从进入20世纪一直到3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更多的是经验积累，抗战前后的社会变迁和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感悟，给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前提。尽管在影片总量上很少，但有的如《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作品的出现，艺术质量上相当的厚实。

    然后便是以费穆等引领的四十年代，《小城之春》（1948年上映）的经典地位自不必赘言。不过路波有看过一些资料，在它诞生的初期，真是“生不逢时”。想想也是哈，在那样一个历史面临重大转折、万民渴望破旧立新的变革时期，时代主流喧声盈耳，似这么一部描写与“世”隔绝的痴男怨女“几乎无事”的悲剧，还想得到掌声？！于是被批评“苍白、病态”、“没有时代性、民族性，是神经病者幻想的产物”，甚至被指“麻痹人们斗争意志”，没有什么人会理解或是接受这样的艺术，大家都在为了一个惟一的政治方向摇旗呐喊，于是，整整埋没三十多年！

    “我从来没有后悔，我爱我的工作……有人批评我，说我拍的电影不容易接受，叫好不叫座。怎么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用物质上的成功作为评价的标准未必正确，我不在乎；我绝不会为了人家的喝彩而拍电影……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问题是我的感受，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我们走的路，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忍受这一段空虚、有偿、甚至痛苦的日子！”

    这是费穆导演临终时说的一段话，因为深受感动，路波曾将它抄录在本子上。如今再次忆及，不免颇多的感慨。路波不敢妄言什么，心里想着的，是一份承继对电影无比热爱的感情，便已足够，最好的缅怀。

    但是这几年国内电影的发展，道路依旧坎坷，在繁荣活跃的表象之下，问题也从来没缺席，还相当热闹。93年电影圈的《北京杂种》和《蓝风筝》大事件，把两代电影人的代表张元和田壮壮给卷了进去，无非是这两位以“瞒天过海”的办法寻求海外资金的支撑罢了，放在其他国家也许起不了一个小水泡，但在这里却无比严重――官方的关照不是那么好消化的。

    黄蜀芹的《画魂》据说已修改过四遍而仍未能通过审查，害得法国投资人每天都在做“人财两空”的恶梦，而且影片还有署名官司一直在纠缠。黄导自是对艺术负责，但有关官员们却需要在“外国人的钱”和“外国人的观念”之间作出选择――呵呵，有的事情吧，自己不去帮着解决，又不愿看到有人帮着解决，死命琢磨那人究竟怀揣怎样险恶的心思……

    再过得几年，这样的状况应该缓解得差不多了吧？如果能够用外国人的钱拍电影，然后再拿出去赚外国人的电影票钱，有啥不好的呢？搞不懂这时候人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一边低声声下气，一边抵御防备，怪扭曲的一种心理。

    路波拍着小心肝庆幸不已。他装不了糊涂，知道得太多了，在国内拍一部电影，有很多很多电影以外的事会排队等着啊。光审批就有得让人难受的，等个几年太正常了，起码能有个结果；有的干脆一直等啊等的，就是没人来告诉，什么都不说，嘿嘿，绝对憋死！

    迷电影的一般都知道贾樟柯的《站台》。如果说姜文和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代表了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那么《站台》就是代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小县城、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经济风暴中度过青春期的一代青年们的记忆，是部相当优秀的电影，还曾参赛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南特电影节等一些电影节的重要奖项。但是在国内的命运，坎坷都是谦虚的。

    据导演说，他是在98年完成剧本的创作，然后花了一年的时间送审（吸取上回《小武》的深刻教训啊），从上影到北影，后来北影审完剧本签署了“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难得一见”的意见。可是在剧本备案的时候出问题了，说是不能拍，而且还不知道这问题该面对谁！他当时找到问了一些人，都说不是他们管。

    相当的诡异――那些都是路波最不愿面对的。当他定下向电影进发的目标时，心里最大的障碍，却是与电影本身的创作无关。也许他会比其他人的情况要好上一些，但那程度也是有限。

    唉，路波以他“两世为人”的宽厚心态，仍旧没能忍住他的感叹。如果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少去一半，不止于电影，国威国力怕也得上去多一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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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的一章怕有点悬，预先抱歉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