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卷 蝴蝶 第十六章 人文

    ))孩童们大多是五七岁，这样的年龄放在平日，都已经在私塾先生处启蒙了。不想随山寨众人颠沛流离的。自己平日里只顾把后世的军事经验三三两两不成体系的教授给各级头目，却没有用心到这些孩童身上，不免一阵惭愧。

    “嫂嫂，孩童们衣衫都已破烂了。前几日得了布匹，还是让被装作给他们添置些新衣物吧。”苏瑛不像是向曹柳氏说话，倒像是在补偿自己的过失。

    “原是要禀明叔叔再做决定的，只是这些时日叔叔事忙，不免耽误了。”身为母亲，看着孩子身上还是破烂衣衫，曹柳氏黯然道：“今得了叔叔的令，自会用心。”一面低头走了。

    望着孩童们继续耍闹的身影，苏瑛在考虑是否应建立学校教育体系的问题了，仿造后世的教育体系，自然主要应当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和军事教育体系。现在条件不具备，只有先办个随军武学和随军蒙学了，也不能耽误了这些孩子。往小里说，这些都是义军日后的智力资源，往大里说，这些都是国家日后的栋梁。

    看着孩童们破衣烂衫的样子，苏瑛不由得联想到后世所谓“义务教育”、“教育产业化”体系的大弊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孩子竟也如同千年前的孩童一般，失学率居高不下；即便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高额的学费也让多少好苗子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白白断送了前程；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本来应当一视同仁，可入学分数偏偏按地区分了三六九等，而且总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入学分数要求反而越高。教育体系本来应当是公共产品，是造福万代的千秋大业，这样的公共产品主要应当由政府提供足够的资源大力发展，可是在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的渗透下，“教育产业化”竟把教育当作可以自由买卖的私人物品，成为谋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如此下去，如何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战场上保证不败之地？想到这些，苏瑛不免一阵恼火。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先秦春秋时代，学多出于官府。自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后，私学逐渐兴盛。及至赵宋，经济的长期发展，又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学校体系有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经过三次兴学之后，不但在国子监内设立小学，而且在地方上也设立小学，这些小学作为国家教育体制的有机部分，接受国子监或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北宋年间北宋第一次兴学，是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时发动的，兴学的重点是：令州县立学，规定士子必须在学三百日方许应科举考试；改革科举考试，罢帖经墨义，着重策论和经学；改革太学，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改革的模式。北宋第二次兴学是王安石执政时发起的熙宁、元丰兴学，其主要内容有：改革太学，创立“三含法”；恢复和发展州县的地方官学；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北宋第三次兴学是蔡京执政时发起的崇宁兴学，其兴学重点是：令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新建辟雍，发展太学；恢复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经过三次兴学运动，宋代的学校教育有广泛的发展，学制更为完备。

    但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又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有着很大的弊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牢笼人民思想的需要，这些学校大多数成为实施科举、培养官吏的机构，而不能发挥提高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大作用。

    到赵宋太平兴国年间，那个太宗赵光义本来得位不正，又经两次伐辽的大败，知道自己在武功方面，他要逊色乃兄赵匡胤许多，就把目光投向文治，希图建立成服于自己的文化精神王国，从而来控制现实政治，以摆脱人们对他位不正又无武功的嫌疑。

    自高粱河大败之后，使宋初以来经过生聚教阅而日益精强的宋军元气大伤，而军中发生拥戴太祖之子德昭的事件使太宗深为忧虑和担心。战后，太宗竟不听大臣们正确的意见去整饬军纪，精加训练，而是倾全力注意内政，尤其是加强对皇族和军队的控制。此后，宋朝在军事上逐渐陷入全面被动。

    雍熙北伐残败之后，宋庭整个弥漫在一片失败的阴影当中，其后发生的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庭又于西北党项政权的战争也多有败绩。这些事情使太宗焦头烂额的，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内对外政策，逐渐有积极应对外敌变成了消极的抵抗消耗，“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逐渐成为赵宋的基本国策。

    宋太宗为了转换人们的视野，又改变了原来重视“武功”的国策，改为强调“文治”。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至此，宋代终于确立了“崇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的两大基本国策。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苏瑛一面默想着，一面又在考虑创办随军武学和随军蒙学的一些细务，如确立什么教学的原则、课程设置如何、教学形式又怎么设置等等，好待曹林回来再细细商议。

    中国传统中，对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特别重视。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所以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基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教育如何做人。”如何使人的人格修养、行为规范达到儒家经典中的“君子”的标准。这本来是一种精神哲学的追求，也是人格的终极追求，使作教育的原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自祖龙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人们竟把其他诸子的学术观点看作是“异端”，教学的形式也逐渐的变的枯燥乏味。由于一味的重视对“做人”的教育，对于法律的教育和建设始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规教育的基本原则，而自然科学更是被看做“奇巧淫技”加以排斥。延至赵宋，陆王的“心学”乃至后来程朱的“理学”最终把读书人教育成了“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书生。

    历史仿佛很善于开玩笑，在苏瑛原来的21世纪中，各种各样“奇巧淫技”的学科发达异常，反而是教育如何“做人”的人文学倍加凋敝。人们丧失了基本的信仰，道德那种不甚强大的约束力在市场经济金钱力量的冲击下，更是显得无可奈何。经济技术在高度发展，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加美好，技术的力量掌握在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人的手种，加之与人类社会的更多的是无尽的灾难。人们丧失了原来的道德、信仰体系的精神支持，却没有来的几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君子”的标准已经大多忘却，而类似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却还没有建立，一个社会就这样飘荡在伦理道德与信仰的边缘。

    赵宋时代，商品经济已经颇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已悄然呈现，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将“君子人格”、“公民人格”两种人格终究追求的哲学取其优点，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信仰体系，进而加速社会的发展呢？苏瑛想到了这点，却又觉得这样的文化工程十分浩大，恐怕没有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不泄努力成就不了大功，哪里是自己一时间能够建立完备的？偏又不甘心，只是越想也深，脑袋也越想越痛。突闻小卒来报：“曹卒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