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叁 走向[革命]（3）
目录：百年记忆：民国才子| 作者：| 类别：历史军事
与此同时，1900年，清政府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要向西方八国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此时国库空虚，这些巨债自然是要分担到普通中国人的头上。清政府畏惧和迎合列强，达到无耻的地步，慈禧当时即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以其为最高统治者，却一副讨好卖国的嘴脸，甘当洋奴，华夏五千年的尊严，由此丧失殆尽。
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败给倭寇，知识分子哭了；这次签订巨额赔款条约，全国都哭了。当时，在日本的进步留学生邹容，就在《革命军》一书中控诉清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满清）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
所有爱国的留学生都心痛了，纷纷加入救国团体，反对满清政府的情绪与日俱增。到20世纪时，清政府已成为锅中油虾，内煎外熬，徒自挣扎。
这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又和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日本相遇。此时，同为朝廷通缉犯，孙中山以为康梁会考虑和他联合，于是又派人去商议，却遭到了康有为的严辞拒绝，康是孔子的学徒，怎么会做革命这种背君背父的事呢，而且还骨子里清高，看不起当时名声不及他的孙中山……要知道这位仁兄滑天下之大稽，甚至连孔子都想超越，有圣人瘾。
梁启超则在日本办起《新民丛报》，一方面宣传救亡图存的意识，一方面不赞同革命：“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仍幻想依靠光绪帝他这个书生眼里“千古不遇”的圣主：“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他和孙中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自身立场模糊不清，他有革新中国的理念，却跟错了人，跟着康有为，注定走不上革命的路。康有为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新思想交织的怪胎，且相当自以为是，天才梁启超却信以为他的学说，才是正道，反过来对革命党从骨子里，还是视为敌党，认为革命一定会使中国招来国外势力的瓜分，这就如同认为……中国没有了皇帝，就等同于亡国。
所以，孙中山也针锋相对，和革命党人成立《民报》等，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一方面和保皇派辩论：“满清政府今日已矣……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之满清政府，则列国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在康梁这边，改革可以通过满清借尸还魂，由光绪牵头（暗地里可能诅咒慈禧早死），而在孙中山那边，必须要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两派争论不休，几乎要打起来，谁能胜利，在当时的天平，就看满清政府有没有悔改觉醒的态度了……不过，这看上去越来越不现实，像希望敌人放下武器，以自己为榜样。
1905年，革命形势浩荡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任总理，提出新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何一定要推翻满清？
此纲领透露孙中山的三个志向：第一，必须不被异族统治。“鞑虏”就是指满清，还指一切异族。这是朱自清和洪秀全曾有的理想。在孙中山眼里，早在满清铁骑踏入中原，汉人就亡国了，而且当前，满清比起洋人更恶，直接欺凌残害同胞，必须要建立汉人统治，才能称之为振兴中华。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创立民~主制的国家，这是他多年学习西方思想，最令他陶醉的。一生以此为己任。当梁启超受到外国人的影响，认为中国国民恶劣，不能实行民~主时，孙中山驳斥：“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他坚决反对，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从而成为革命的精神领袖，这是他优于黄兴等武夫的地方。
第三，对土地实行改革，平均地权，让农民有田种，国家有税收，合理定地价，均贫富。土地问题，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几千年来社会不安定，都与此有关……即便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到台湾，施行的第一步政治改革，也都是解决土地问题。让人民安定了，国家才能谈富强。
孙中山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并上升到和国家利益一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使他的革命事业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此时，因，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爱国人士为革命捐躯，革命者由过去被视为洪水蛇蝎的乱党形象，彻底变为爱国者的代名词，到处受普通百姓的欢迎。越来越多海内外华人加入革命军，同盟会联合华侨、其他会党、国内新军后，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这令孙中山很兴奋：“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组织上的庞大，需要的革命经费更多。孙中山以其声名昭著，不断奔走四方，为革命筹款。有一次在乘船赴法的路上，遇到一位华商认出他：“你是不是实行革命的孙文？久仰大名！我也觉得，非革命无以救中国……我是浙江人张静江，在法国经商，你若需要财力资助，尽可告知我，以此为暗号……”约定电文暗号为：ABCD，其中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为五万元。
孙中山喜出望外，当即与他结交，而后暗号果然兑现，银款如约而至。这也是很有浪漫传奇的色彩，使得孙中山的人生，就像一部激荡人心的爱国电影的宣传片。他由此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脸谱。
同时，在和维新派不断的辩论中，孙中山终于看清“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而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才看清楚：“我们（康梁）只是过渡人物……”承认了孙中山是清洗华夏这个古董壶里的陈垢更为彻底的人物。好比中国从西方购来一瓶洋酒，改良派只是酒气，革命才是真正的瓶中药酒，能够医国。时间是历史的答案。
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败给倭寇，知识分子哭了；这次签订巨额赔款条约，全国都哭了。当时，在日本的进步留学生邹容，就在《革命军》一书中控诉清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满清）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
所有爱国的留学生都心痛了，纷纷加入救国团体，反对满清政府的情绪与日俱增。到20世纪时，清政府已成为锅中油虾，内煎外熬，徒自挣扎。
这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又和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日本相遇。此时，同为朝廷通缉犯，孙中山以为康梁会考虑和他联合，于是又派人去商议，却遭到了康有为的严辞拒绝，康是孔子的学徒，怎么会做革命这种背君背父的事呢，而且还骨子里清高，看不起当时名声不及他的孙中山……要知道这位仁兄滑天下之大稽，甚至连孔子都想超越，有圣人瘾。
梁启超则在日本办起《新民丛报》，一方面宣传救亡图存的意识，一方面不赞同革命：“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仍幻想依靠光绪帝他这个书生眼里“千古不遇”的圣主：“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他和孙中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自身立场模糊不清，他有革新中国的理念，却跟错了人，跟着康有为，注定走不上革命的路。康有为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新思想交织的怪胎，且相当自以为是，天才梁启超却信以为他的学说，才是正道，反过来对革命党从骨子里，还是视为敌党，认为革命一定会使中国招来国外势力的瓜分，这就如同认为……中国没有了皇帝，就等同于亡国。
所以，孙中山也针锋相对，和革命党人成立《民报》等，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一方面和保皇派辩论：“满清政府今日已矣……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之满清政府，则列国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在康梁这边，改革可以通过满清借尸还魂，由光绪牵头（暗地里可能诅咒慈禧早死），而在孙中山那边，必须要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两派争论不休，几乎要打起来，谁能胜利，在当时的天平，就看满清政府有没有悔改觉醒的态度了……不过，这看上去越来越不现实，像希望敌人放下武器，以自己为榜样。
1905年，革命形势浩荡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任总理，提出新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何一定要推翻满清？
此纲领透露孙中山的三个志向：第一，必须不被异族统治。“鞑虏”就是指满清，还指一切异族。这是朱自清和洪秀全曾有的理想。在孙中山眼里，早在满清铁骑踏入中原，汉人就亡国了，而且当前，满清比起洋人更恶，直接欺凌残害同胞，必须要建立汉人统治，才能称之为振兴中华。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创立民~主制的国家，这是他多年学习西方思想，最令他陶醉的。一生以此为己任。当梁启超受到外国人的影响，认为中国国民恶劣，不能实行民~主时，孙中山驳斥：“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他坚决反对，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从而成为革命的精神领袖，这是他优于黄兴等武夫的地方。
第三，对土地实行改革，平均地权，让农民有田种，国家有税收，合理定地价，均贫富。土地问题，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几千年来社会不安定，都与此有关……即便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到台湾，施行的第一步政治改革，也都是解决土地问题。让人民安定了，国家才能谈富强。
孙中山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并上升到和国家利益一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使他的革命事业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此时，因，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爱国人士为革命捐躯，革命者由过去被视为洪水蛇蝎的乱党形象，彻底变为爱国者的代名词，到处受普通百姓的欢迎。越来越多海内外华人加入革命军，同盟会联合华侨、其他会党、国内新军后，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这令孙中山很兴奋：“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组织上的庞大，需要的革命经费更多。孙中山以其声名昭著，不断奔走四方，为革命筹款。有一次在乘船赴法的路上，遇到一位华商认出他：“你是不是实行革命的孙文？久仰大名！我也觉得，非革命无以救中国……我是浙江人张静江，在法国经商，你若需要财力资助，尽可告知我，以此为暗号……”约定电文暗号为：ABCD，其中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为五万元。
孙中山喜出望外，当即与他结交，而后暗号果然兑现，银款如约而至。这也是很有浪漫传奇的色彩，使得孙中山的人生，就像一部激荡人心的爱国电影的宣传片。他由此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脸谱。
同时，在和维新派不断的辩论中，孙中山终于看清“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而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才看清楚：“我们（康梁）只是过渡人物……”承认了孙中山是清洗华夏这个古董壶里的陈垢更为彻底的人物。好比中国从西方购来一瓶洋酒，改良派只是酒气，革命才是真正的瓶中药酒，能够医国。时间是历史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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