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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控措施（第1页）

行政调控措施

解决环境元素与健康关系问题，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看，是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钱学森同志近年提出的人民体质建设问题。这是涉及到各学科、领域和政府各部门的系统工程。要通过宣传、教育和舆论导向，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正确营养观，从自发到自觉地行动。其关键的是要有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变成政府行为。

近20年来，行政调控已有成功的典型．突出的是调控环境硒丰缺与健康的关系。从70年代起，我国集中各学科、领域的科技人员、行政领导，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系统地研究、制订了相应的指标和具体的措施。我国在防治缺硒地方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效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是世界所公认的。科学研究离开政府行为是无能为力的，反之亦然。

芬兰是欧洲著名的缺硒国家，80年代起，政府根据科研进展作出科学决策：从美国进口高硒小麦，掺和在一般小麦k以提高粮食含硒量；规定在化肥中必须添加亚硒酸钠，以提高所生产的食用和饲用作物的含硒水平。仅几年就使人民血硒水平明显提高，增强了体质。

1994年我国向世界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表明了政府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决心和宏观规划。其中就强调了要消除危害健康的环境因子，重视环境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注意食物安全，生产绿色食品，减少通过食物摄入污染元素，特别是重金属，以及元素丰缺地区的调控措施等。提出下列值得重视的问题。

进一步优化食物生产

在保证高产的前提下，从营养、健康角度，重视品质育种、作物的合理布局和商品粮油生产基地的选择与配套措施等。图2—26是章申（1987）的元素丰缺生物地球化学省分布图。但东北三省也是严重缺硒地区，必须通过施肥补硒，选育、扩大富硒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等配套措施进行调控，使不仅在商品粮的“量”上，更在其“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这尚是有待改进的薄弱环节。其他元素丰缺地区建立商品粮油基础，同样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能光以“量”为纲，而要兼顾人民健康。

化肥生产、调配要因地制宜

化肥的生产和调配既要保证作物营养争高产，更要满足人畜营养保健康。

我国化肥生产有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50年代重氮肥，60年代发现了氮、磷不平衡，70年代钾的问题又突出，80年代开始重视微量元素。说明不从系统平衡观点考虑，就会产生“缺什么，补什么”的简单行为。

化肥是作物的“粮食”，生产出的作物是人畜的粮食。单一化肥仅能满足作物的部分需要，由于作物“偏食”，会通过食物链造成人畜的元素失调。如将缺钼地区与肿瘤、缺硒地区与克山病、大骨节病及肿瘤、缺锌地区和锌营养缺乏病相结合进行分析，可见元素丰缺不仅与作物营养而且与人畜健康密切相关。我国缺硒地区占国土面积的72％，但目前尚没像氮、磷化肥那样的规模生产企业。所以化肥生产亦要放眼全民体质，克服长期以来光重作物不重人畜、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生态效益的局限性，因地制宜地生产调配相应化肥。

重视扬长避短、化弊为利

东北是供粮大户，缺硒是其“短”。如采取配套补硒措施，就可避其“短”而更扬其“长”了。恩施、紫阳等地区高硒中毒是其“弊”，通过换粮解决当地人民健康问题，同时立足利用其特有“资源”大力发展富硒食物，生产作为缺硒地区天然补硒食物，这样“弊”就化成利国利民的“利”了。这里尚涉及优“质”优“价”和统筹调配的问题。此外，我国尚需进口粮食，如以人民体质建设为重，压缩烟、酒、茶、糖果等嗜好品进口，仿效芬兰，进口当地是“弊”的高硒小麦，这对我国将是价廉质优的硒补充粮，是对人民造福的事。

立法执法与正确导向相结合

近年我国已制订了一系列的法规、国家标准，如《环境法》、《食品卫生法》等和有关环境、食品质量的国家标准，成立了国家食物和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及食品监测机构，这些法规和机构均是对环境元素与健康关系进行平衡调控的政府行为。还必须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和对人民体质建设的认识。在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并存情况下，“科盲”和“法盲”—样，是形成有法难“执”的阻力。这就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单就营养知识普及而言，日本营养师是人口的千分之几，而我国仅百万分之几，差距极大。以致贫困的人求温饱不讲吃，有钱的连黄金也想吃，名厨只重色、香、味而不重营养。所以提高全民意识是解决环境元素与健康问题的艰巨任务。

环境元素与健康的关系，从全局着眼是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人民体质建设的问题。从具体入手即是优化食物生产与消费，进行元素平衡调控。对每人则从每日三餐起，要重视营养平衡，防止偏食，防止污染。

只要全民重视与政府行为相结合，在元素与健康问题上，是可闯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来的。